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字号+作者: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11-08-26 10:41 评论(创建话题)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

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进入垄断阶段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相互争斗日益激烈,最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许多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直接的实践任务。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得到新的发展。

  一、列宁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发展的产物。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丰富和发展。列宁的哲学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

  1.在批判民粹主义中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民粹主义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俄国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民粹派认为,俄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没有必然性,俄国可以在村社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主力不是工人而是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是知识分子。早期民粹派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19世纪80年代以后,民粹派逐步蜕变为主张与沙皇妥协、代表富农利益的自由主义民粹派。

  对民粹派最早的批判者是普列汉诺夫,完成者是列宁。列宁在1894年发表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1899年发表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错误观点,通过论证俄国自1861年资产阶级改革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对民粹派哲学基础的批判中,列宁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3点)

  第一,批判民粹派“人类天性”论,论证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1894年,《俄国财富》杂志第1期和第2期发表了米海洛夫斯基的《文学和生活》的文章。米海洛夫斯基从批判《资本论》入手,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动了全面攻击。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和任务是完全错误的,“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 。因为历史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堆积,其中必有一些是“合乎心愿的”,而另一些是“不合乎心愿的”,社会学家的责任,就是在这些事件(物)中“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 。一个社会的好坏,关键是看它能否满足人的本性,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原则。一句话,公平、正义等人的本性比经济因素更重要,是社会历史的基础,因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这种主观社会学的观点,从根本上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列宁深刻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不是从人类天性出发研究抽象的一般社会,而是研究具体的人类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与自然界不同,它是由人的有意识的历史活动及其结果构成,但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马克思把这个根本观点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命题: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归结”的思路:“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

  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观点的重大意义在于,把社会关系区分为思想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关系,并认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这就彻底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由长官意志任意改变的、偶然产生的机械个人结合体的观念,而把社会看做是有规律运动变化的活的有机体,并能够通过对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常规性和共同性,从而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2.在批判马赫主义中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失败以后,革命进入低潮,列宁因而有一段难得的时间专门从事哲学研究。与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不同,列宁此时重点研究的是认识论问题,主要成果就是写于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著作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以批判马赫主义的形式把马克思恩格斯奠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系统化,成为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的标志性著作之一。

  列宁把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认识论,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思想理论背景。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以马尔托夫(Map TOB)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少数派)。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后,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围绕着党的斗争策略发生了极大的分歧和争论。主要有三种意见: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提出退却的革命策略来代替进攻的革命策略,主张党员和干部转入秘密状态,把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以便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孟什维克提出“取消主义”的革命策略,主张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组织,建立一个合法范围内的政党。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内部极少数人反对列宁的退却策略,主张召回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和一切合法组织中的党员,保持党的所谓绝对秘密状态。这种“召会主义”路线实际上使党与广大群众隔绝。党内在策略路线上的分歧和争论实际上是哲学上两条认识路线的争论在党的工作中的反映。“取消派”和“召回派”在哲学上结成同盟,用马赫主义来修正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论问题自然被提到哲学研究的首位。同时,19世纪末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发生了深刻革命,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宏观低速运动领域深入到微观高速运动领域。微观世界的物质表现出不同于宏观世界的物体的特性,原来被当作绝对真理的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定律不能解释物理学新发现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物理学家和科学家对于科学的可靠性和真理性发生了怀疑。而当时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乘物理学危机而根本否认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根本否认自然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根本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以至于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把这一切都看做人的主观感觉、意见和符号,并由此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和认识论。波格丹诺夫主张用马赫主义认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这场物理学革命,如何理解物理学革命的认识论意义,就成为摆在列宁面前的一个迫切的理论任务。这种哲学斗争形势决定了列宁必须把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到认识论。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通过对马赫主义哲学的批判,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了系统阐述。(5点)

  第一,批判马赫主义的哲学前提,提出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和哲学的党性原则。

  马赫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其基本前提是“物是感觉的复合”。列宁指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都承认知识以感觉为基础,但前者认为感觉发源于客观事物,是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后者认为感觉先于客观事物,是客观事物的根据和本质。这就是唯物主义感觉论与唯心主义感觉论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概括了认识论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并认为恩格斯坚持了第一条认识路线,马赫坚持了第二条认识路线。

  两条认识路线的提出创造性地发展了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恩格斯曾经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谁是本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这是从本体论上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列宁的发展在于强调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是否是存在的反映,这也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这样就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从本体论上进一步发展到认识论上,适应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唯心主义主要在认识论问题上攻击唯物主义的哲学斗争的新形势。

  列宁还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引出哲学的党性原则,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派别都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全部哲学流派尽管名称各异,观点不同,但都只能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没有第三个基本派别。所谓二元论、经验批判主义等派别只不过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混合而已;同时,哲学基本派别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 。

  3.在批判折中主义和庸俗进化论中建构唯物辩证法体系

  在1914年9月至1916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内,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认识论转向辩证法。列宁先后阅读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哲学著作,重点研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做了8本哲学阅读笔记。这8本哲学笔记加上以前写的哲学笔记,于1933年以《哲学笔记》为名出版。

  这一时期,列宁把辩证法作为哲学研究的重点,与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理论斗争新形势是密不可分的。首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部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化,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难得的客观条件。深入分析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成为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紧迫任务。为此,辩证法被提升为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其次,第二国际早在1912年巴塞尔宣言中就已经制定了对未来世界性战争的政策,指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各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要反对这场战争,并造成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但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背叛革命,赞同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国际宣告破产。他们为了替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歪曲地利用辩证法,在哲学上混淆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再次,马克思生前曾谈道:“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但他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恩格斯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出了极大努力,但也没有建立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列宁继承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的同时,在认真阅读黑格尔《逻辑学》基础上发掘了其中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的雏形。

  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样,《哲学笔记》也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的标志性著作。(3点)

  第一,批判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阐明辩证发展观与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沙文主义是指把本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好战情绪。社会沙文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产物和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资产阶级以“保卫祖国”为幌子,欺骗人民,拥护和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否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公然宣称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民族自由和民族生存,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行动,完全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国际各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替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辩护,把辩证法歪曲为任意玩弄的诡辩论。对此,列宁专门阐述了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区别。

  辩证法与诡辩论作为方法论,都主张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的应用具有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但二者的原则界限在于:辩证法客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也就是概念的灵活应用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反映事物的联系、发展、矛盾的辩证本性;而诡辩论则是主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也就是不考虑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为了主观的目的加以应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往往利用二者的表面相似性而用诡辩论为自己的机会主义实践政策辩护:一是脱离概念的客观内容和具体条件来玩弄概念的灵活性。如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抽象地应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来号召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而不具体分析这里所保卫的国家是什么阶级性质的国家。二是夸大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否认其区别,把联系歪曲为绝对等同。如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进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态度来论证对帝国主义战争也要持支持态度,看不到这些表面相似的战争的本质区别。三是混淆事物的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界限,用次要的、枝节的东西代替主要的、本质的东西。如考茨基以第一次大战中塞尔维亚反击奥匈帝国入侵是正义的民族战争为由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

  第二国际后期的改良主义实践和修正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是庸俗进化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发展观。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斯宾塞。在进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他们不是否认运动变化,而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庸俗化,把一切变化归结为量的变化、“平静”的进化,否认质变、飞跃。

  列宁在1914年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批判了进化论的发展观,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比进化论的发展观“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并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丰富内容和本质特点:“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

  在1915年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进一步对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进行了概括。所谓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是指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其对立表现,一是关于发展的含义:前者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后者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二是关于发展的动力:前者认为发展是外力的推动;后者认为事物是“自己运动”,发展的源泉在事物本身。三是关于发展的内容:前者认为发展是“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发展仅仅是已经有的东西的重复,没有产生和消灭;后者认为发展是“活生生的”,是“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 。第二,批判地继承辩证法思想的历史遗产,建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列宁建构辩证法的理论体系遵循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原则。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把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理解为同一个东西的人。他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是本体论或世界观,论述了作为世界本质的绝对精神如何由于内部矛盾的发展外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后返回自身的过程;他的《逻辑学》揭示的辩证法也是认识论,因为绝对精神运动过程也就是自我认识过程;他的《逻辑学》又是逻辑学,因为概念的运动体现了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行程。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原则。“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

  列宁:《哲学笔记》,3版,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是指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认识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三者的统一。建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应该遵循三者同一的原则。列宁为了建构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在提出了辩证法的三要素、七要素后,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关于“辩证法的要素”的批注中,提出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概括了辩证法的主要原理,构成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雏形”或“草图”。辩证法的十六要素按照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一个要素是“观察的客观性”,强调了自己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从而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相对立。二是辩证法的总特征。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和第八个要素说的是辩证法的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这是辩证法的两个总特征。三是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九个要素说的是对立统一规律,第十六个要素说的是质量互变规律,第十三、第十四个要素说的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四是辩证法的范畴。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十五个要素说的是内容和形式这对范畴的关系。五是认识的辩证法。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个要素说的是认识辩证法。六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列宁在写了辩证法的十六个要素后,作了一个总结,第一次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宁选集》,3版,第2卷,412页。后来又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 实质 。”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第三,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

  在这一方面,列宁的理论创新主要在于:其一,对认识的辨证过程的阐述。列宁认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同上书,142页。。这实际上揭示了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其二,对真理属性的阐述。列宁反对把真理看做是僵死的和片面的,认为“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全面的”;真理是具体的:“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选集》,3版,第1卷,523页。。其三,对实践标准的客观根据的阐述。列宁提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直接现实性的特点是实践成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的主要根据。其四,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的阐述。唯心主义虽然是非科学的世界观,但它作为生长在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不仅有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也有认识论根源:“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自然的、神话了的绝对”。或者是把人类认识发展的“近似于螺旋的曲线”的矛盾过程简单化为“直线”的过程。所以列宁说:“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二、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

  1.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

  卢森堡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在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也对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主要反映在她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和《资本积累论》中。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评析,是卢森堡探讨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是一种尚未完成的理论,因为它没有解决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关键问题,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两个条件:第二部类的积累取决于现有的追加的生产资料,即依赖于第一部类,与第一部类的积累依赖于可供追加的劳动力消费的生活资料,即依赖于第二部类,以及按照这两个条件办事,社会再生产就能顺利进行的理论结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没有马克思所说的两个条件,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不能顺利进行,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仅仅只有这两个条件并不能使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得到扩大。因此,还必须要增加第三个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相应增长。为满足第三个条件,既要有充足的劳动力,又要有足够的销售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在资本的正常运行中完全可以被创造出来,而足够的销售市场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则是无法解决的。马克思对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问题的研究抽象了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而以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唯一的现实的生产方式为前提条件。这一前提条件的存在使马克思无法说明剩余价值的实现,无法正确解决扩大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历史上如何完成,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说,在于图式的前提本身。这个图式是试图在资本家与工人是社会消费唯一代表者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过程的。” 因此,研究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必须放弃这个前提条件,必须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即把资本主义同它的历史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作为一个统一过程加以系统研究。

  在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评析的基础上,卢森堡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积累理论。她认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无疑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把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存而不论,那末,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购买者阶层。我们说是购买者而不是消费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阶级来实现。” 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交换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用超过自身消费需要的生活资料供给非资本阶层或非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用超过自己再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供给其他国家。这两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交错地进行的,并且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资本积累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资本积累过程起初造成了简单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然后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代替简单商品经济,最后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一切国家和一切生产部门的唯一的经济形式。达到这个境界,资本积累就会停止,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卢森堡认为自己从资本积累问题的论述中阐明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毫无疑问,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从资本积累规律中推断出来,因为根据经济常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 在她看来,资本主义既具有驱逐其他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倾向,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使资本积累得以进行。可见,卢森堡是在企图回避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直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历史界限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的,她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偏颇的。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她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她认为,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相联系就表现为一个“政治名词”,是“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 。但是,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上来看,它就是一个时代、一个历史阶段。对此,卢森堡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证。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卢森堡根据资本积累实现的条件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她认为,为了实现剩余价值,为了进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历史地生育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之中”,“这里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资本对自然经济的斗争,资本对商品经济的斗争,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斗争” 。其中,“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斗争”的阶段就是帝国主义阶段。显然,卢森堡对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是从再生产的流通而不是从生产领域来进行的,把帝国主义看成只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而争夺殖民地的产物,而忽视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垄断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只是注意到卡特尔、托拉斯这类垄断组织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作用,而没有能够深入地研究垄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从而没有能够正确地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另一方面,卢森堡从资本积累角度对什么是帝国主义作了分析。首先,帝国主义是“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 。卢森堡认为,它表现为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从事欺诈和掠夺的时代。资本积累“涉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其中国际借款制度是控制落后国家的手段,被用来“维持在青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管理它们的财政,对它们的外交政策、关税政策及商业政策,施加压力” 。正是资本的世界竞争导致了现代战争,帝国主义就是和军国主义、军备竞赛、现代战争相联系的,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帝国主义是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的解放”时期。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的手段促进了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例如,公债伴随着资本积累,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革都随之发生;铁道网的发展大体反映了资本主义侵入落后国家;战争的爆发使落后国家及殖民地达到了资本主义的自主等。所以,卢森堡指出:“正如通过战争、社会危机和社会整个机构的破坏,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又代替了简单商品经济一样,现今在经济上落后国家及殖民地,也通过革命与战争,达到了资本主义的自主。革命在资本主义解放的过程中是必要的。落后国家必须摆脱它们陈旧的政治组织以及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残余,从而创造一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近代国家机构。土耳其、俄国及中国的革命,即属于此类。” 卢森堡虽然看到了帝国主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但她却没有意识到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的可能性。最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生命中的最后阶段。卢森堡这一关于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理论判断是有重要价值的,但分析的基础却是不科学的。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的扩展,非资本主义的领域会不断缩小;当资本主义关系占领了全世界以后,一切非资本主义的关系都被排除了,这时,资本主义就会因为剩余价值得不到实现而末日来临。可见,卢森堡这一论断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她肯定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生命中的最后阶段,肯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

  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争论,鲍威尔、潘涅库克、艾克斯坦等人先后在《新时代》、《前进报》、《德累斯顿人民报》、《不来梅市民报》等报刊上撰文发表评论,与卢森堡进行论战。列宁仔细地阅读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并草拟了论战文章提纲,对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作了尖锐的批评。

  希法亭还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无产阶级的政策策略作了分析。他认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产生是由金融资本的扩张所导致的,“暴力方法属于殖民政策的本质,没有它们,殖民政策就失去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意义。正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样,它们也成为殖民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造成的必然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是民族意识日渐苏醒的人民对入侵者的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资本主义本身逐渐为被征服者提供自身解放的手段和途径。欧洲民族过去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作为经济和文化自由的手段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目标现在也成为被征服者的目标。这种独立运动恰恰在欧洲资本的最有价值和前途的开发地区威胁着欧洲资本。” 在此基础上,希法亭对无产阶级的政策策略作了论述。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是同资本家的经济政策根本对立的。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无产阶级既不能采取宿命论的态度,也不能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只有通过与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不断斗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应该说,希法亭在写作《金融资本》时期持有的反对帝国主义、坚信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立场是值得肯定的。

  三、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1.列宁对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

  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在他19世纪末20世纪初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主要如《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1895年)、《对华战争》(1900年)、《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和《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资产阶级实业财政家和政治家》(1913年)中就已经涉及,并且已初步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列宁加紧对帝国主义经济学理论问题作出系统研究。他做了有关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技术、现代史和地理、政治和外交、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笔记,研究了当时已有的几乎全部的有关经济学著作和专题论文,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列宁留下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摘录了 148本书和刊登在49种刊物上的230篇论文。列宁正是在充分地占有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经济学作了深刻思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就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的全面总结。

  2.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

  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分析方法,揭示时代新变化的实质,是列宁能够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新变化的关键所在。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关系,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的作用,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资本过剩等等问题的分析方法,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4点)

  第一,对垄断的产生和发展的分析。列宁认为,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集中进行得很快,当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集中达到一定的程度,资本主义经济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垄断。一方面,“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

  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新的时代条件下垄断的四种主要表现形式:其一,由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已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其中卡特尔已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其二,垄断地占有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它的基础工业部门,即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其三,为数不多的最大银行实行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人事结合”,支配着全国极大部分货币资本和货币收入,控制着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银行成为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其四,金融资本在原有动机的基础上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直至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新动机,这就是垄断地占有殖民地。

  垄断虽然从竞争中产生,但垄断消除不了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垄断与竞争的交织产生了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如加剧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业内部、农业内部和工农业之间的矛盾。总之,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

  3.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述

  列宁关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情况,把民族问题同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周详地考察并阐述了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等著述中,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作了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的联系性问题上,列宁以对阿根廷等殖民地国家的分析为例,首先分析了殖民地的内涵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两个历史趋向”。列宁认为,殖民地不仅应该包括那些土地被占领、主权已丧失的国家,而且还应该包括那些“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的国家,即附属国。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历史趋向和“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 的历史趋向。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帝国主义时代必然会出现一种基本的、极其重要的现象,即“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被压迫民族不仅包括欧洲的一些受压迫的弱小民族,而且也包括一切殖民地的受压迫的民族。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既是“同大国民族的社会沙文主义进行斗争的观点”,也是“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中决定性的、主要的、基本的观点” 。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明确地把殖民地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民族问题由欧洲的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发展为整个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世界问题。同时,列宁也揭示了以少数剥削、压迫他国的国家为一方,以多数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弱小民族国家为另一方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

  列宁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重要意义。其一,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积极力量。列宁批判了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再有民族战争的错误观点,认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发展和成熟,“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能性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政治的继续”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必定会发展成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有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其二,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积极力量。列宁不赞成布哈林把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的观点,明确指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他认为,革命的进程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仅仅是或者主要是每一个国家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事情,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一“战争”中,“小民族在反帝斗争中无力成为独立的因素,却起一种酵母、霉菌的作用,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 。列宁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了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互相支援的必要性。他指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援助,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也只有用一切办法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才能更加有力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四、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

  19世纪90年代,列宁在与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探索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重大的理论贡献。

  1.与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列宁主义的产生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的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使其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特别是在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现的。

  从19世纪80年代起,革命民粹主义者逐渐发生蜕化。在理论上,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于俄国,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规律运用于俄国是生搬硬套,使俄国劳动人民也陷进资本主义的铁箍。在政治上,他们完全放弃了革命民粹派那种坚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精神,谦卑地祈求政府采取改良措施,发展“人民生产”,这样就可以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劳动阶级也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祸,获得幸福的富裕生活。他们力图用小资产阶级庸俗的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用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来代替工人革命运动。

  在当时的俄国,只有彻底批判了民粹主义思想,找出其弊病的症结,揭露其实质,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扫清道路。列宁在1894—1899年所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给了民粹派的理论体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中,列宁彻底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无情揭露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深刻阐明了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这一著名论断;明确规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和斗争策略。因此,列宁这一著作可以称作是正在形成中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宣言。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著作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体分析了俄国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特点及社会矛盾的深度,阐明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再一次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为建立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和制定正确的纲领、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末俄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派别,其主要代表有古斯塔夫•司徒卢威、杜冈•巴兰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别尔加也夫等。他们竭力设法控制工人运动,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己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服务,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他们最满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为进步的有理有据的论证。于是他们便穿起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在当时合法的即经过沙皇政府批准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言论,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归结起来几乎就是这样的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己的否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郑重其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一‘公式’,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斗争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来推翻这些形式” 。由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也反对专制制度,批判民粹主义,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暂时而且有条件的合作,共同反对了民粹主义思潮,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接受了伯恩施坦主义,在理论上否认了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权,在实践上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破裂就不可避免了。破裂以后,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密切联系起来,逐渐成为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新的机会主义派别。

  列宁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认为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暂时合作是有益的,也是有必要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合作是为了一致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和获得通过合法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但是,司徒卢威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暂时的“同路人”。而且从一开始列宁就看出司徒卢威等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894年秋天,列宁等人就同司徒卢威等人展开过激烈的争论。1895年4月列宁针对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发表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这篇文章既反对民粹派,又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而且重点反对后者。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顶礼膜拜,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修改成适应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列宁指出他们是一些巧妙地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同民粹主义的决裂并不意味着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转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针对司徒卢威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把国家起源说成是永恒的超阶级的范畴,从而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否认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唯心主义和客观主义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违背社会实际情况的。不能对革命的阶级斗争视而不见,更不能否认和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 。

  由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和策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了很好的开端,也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

  2.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形成

  19世纪90年代末,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新的发展,工人阶级也成了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强有力的革命因素。随着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急切希望能在俄国组织统一的工人政党。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由于党的成立大会没有制定出统一的纲领、章程和策略,因此没有实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党成立不久,党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这个派别盲目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片面强调经济斗争的意义和作用,否认政治斗争、思想理论和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醉心于社会改良。这就加剧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涣散和混乱,也助长了党在一些重大的理论、纲领和策略问题上的思想动摇。因此粉碎经济主义,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涣散、混乱和动摇的状况,重建一个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就成了俄国革命运动最迫切的任务。

  列宁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回答了俄国工人政党在建党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粉碎了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在建党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的建党理论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特点,其中既有普遍适用的原理,又包含着当时历史条件下俄国的特殊性内容。

  3.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革命转变论

  20世纪初,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并于1905年1月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确制定革命的策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首要任务。列宁在与孟什维克机会主义错误策略作斗争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了一种适合俄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策略。1905年4月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其要点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依靠工农联盟,孤立自由资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不失时机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单独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制定了一条与布尔什维克相对立的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他们认为,这次革命不过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的重演,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千万不能采取革命行动,以免吓退资产阶级,而只能用和平方式来改良沙皇制度,并让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不要也不能立刻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就形成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策略路线。这两条策略路线的斗争的焦点是无产阶级要不要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其斗争结果决定着俄国民主革命的命运和结局。为了全面阐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彻底清算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错误策略,列宁分析了新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的变化和特点,总结了俄国1905年革命提供的经验教训,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等一系列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于1905年6—7月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该书创造性地提出并阐明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革命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列宁把无产阶级为完成民主革命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原理应用到党纲上,提出了完成民主革命是党的最低纲领,实现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的建党学说。这一学说对各国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列宁关于民主革命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典范。

  4.“一国胜利论”与暴力革命

  列宁由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断。

  1915年,列宁在全面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明确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而且还发现了这个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列宁认为,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的各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不可能平衡发展。尤其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这种不平衡更加剧烈,从而使一些国家迅速赶上并超过另一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实力地位的急剧变化,资本和实力迅速增加的国家,必然要求用战争手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瓜分殖民地。而帝国主义战争又使帝国主义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削弱帝国主义阵营,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国家获得胜利。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1916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一次表述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著名原理,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表明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在一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并胜利地夺取政权,而且在一国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保持住政权。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这表明了暴力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列宁虽然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但他始终没有否认在某些条件下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列宁根据二月革命后出现的较为自由的状况,在《四月提纲》中就规定了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并断言“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 ,设想较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有可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七月事变后,俄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结束,俄国革命已经不可能和平发展了。然而,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仍然十分重视恩格斯关于革命和平发展的思想。他强调指出:“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 。同样,列宁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道路问题上,也是非常谨慎的。他并没有排除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否能转化为现实性,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取决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

 
发布时间:2011-08-26 10: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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