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国防大学原政委刘亚洲上将在军事历史和军事学术领域，以冲击僵化、保守观念的“大思维”面世，用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文学语言，无限度地放大其想象力，将一些违背客观事实、反马列主义的主张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
本文重点剖析其对台战略主张的政治投降落脚点和背弃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轨迹。
一、刘亚洲对台战略的思路轨迹
刘亚洲曾认可自己是“跳跃性”思维。但万“跳”不离其宗，其对台战略主张自有其逻辑轨迹，循其惯有的思路，便可一步步寻觅到其背弃主义的政治落脚点。
（一）否定台湾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
众所周知，核心利益相对于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而言，是关乎存亡以至于不容进行交易或退让的重大利益。
面对国家的核心利益，刘亚洲信口开河的程度令人目瞪口呆：“台湾问题再重要，也只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一个局部。台湾问题不是战略核心。我们越在意它，就越容易被美国和台湾当局所利用。”
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刘亚洲否定台湾是国家核心利益的理由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与改革开放的大局相比，台湾问题再大也是个小问题。失去一块土地，中华民族也还要发展，何况不一定失去。”
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刘亚洲所讲“改革开放的大局”之内涵和实质，本文放在后面分析。
退一步说，就算刘亚洲认定“国家统一”不属于国家核心利益这一政治主张能成立，那么，台湾一旦独立出去，对国家的核心利益有无影响，有多大的影响，八方宣讲军事学术和国家战略的刘亚洲基本上未予科学论证，只是信马由缰轻描淡写地论说了两条：
其一，刘亚洲断言不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因为“失去一块土地，中华民族也还要发展”。
其二，刘亚洲提到了“台独”与“疆独”“藏独”的关系。对此很可能发生像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那样的连锁反应，进而彻底颠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之危险，刘亚洲寥寥数语便信口否决：“台湾就是一个中国拥有主权、但暂时还处于分裂状态的小岛。现在这个岛上发生一切都改变不了其归属，更不值得中国政府改变其大政方针。‘台独’与藏独、疆独并无必然联系。台湾出事，新疆、西藏未必出事。新疆、西藏出事，台湾必然出事。目前新疆、西藏出事的概率不高。即使出事，成功的概率也不高。台湾孤悬海外，新疆、西藏则是腹地。谁愿意在那里面对中国强大的陆军?”
刘亚洲秉持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势看问题，无视了：
1.美帝扶持台独、疆独、藏独，企图破坏我国社会稳定大局，颠覆国家政治制度，分裂国土的罪恶历史；
2.台独、疆独、藏独在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罪恶历史；
3.美帝扶持台独、疆独、藏独是其对华战略的一盘大棋，亡我之心不死；
4.美帝亡我之心不在于攻我“腹地”，而在于分裂我国国土以便分而治之。
（二）反对制止台湾独立的武力统一
在刘亚洲看来，既然台湾无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就没有必要“武力统一”了。
刘亚洲反对制止台湾独立的武力统一，其主观原因之一便是恐美心结。他曾反复强调美军的强大：“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他的军事力量相当于其它最强的六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总和。这种压倒性优势，毫无疑问是史无前例的……”
刘亚洲秉持唯武器论之价值评判尺度，必然只聚焦于美帝“真老虎”现象的一面，而看不穿美帝在追逐霸权利益过程中已经暴露其“纸老虎”本质的一面。由此，他警告国人：“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面对：台海一旦爆发战争，美国肯定会以某种方式介入。”“我预言，一旦台海战端起，二十一世纪就可以说基本是美国的世纪了。”
在此基础上，刘亚洲毫不犹豫地将中美关系好坏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历史证明，什么时候中国对美关系不好，中国外交上在总体上就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什么时候中美关系好，则中国外交就有利主动。‘与美和则诸事皆好，与美恶则内外俱损’。我们还是要搞好中美关系。”
落笔之处，刘亚洲甚至用一个“总”字，把美国佬的历史责任推卸到了离谱的程度：“必须牢记在对美关系上没有对与错，只有成与败。首先，我们不能与美国为敌。中国没有亲密朋友，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中国总是和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为敌。”
（三）质疑“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说了台湾不能打，说了美国不能得罪，身为我党高级干部、我军高级将领的刘亚洲还要公开质疑中央的基本方针：“一国两制可以作为谈判的底线，但不能作为对台政策的底线。”
质疑了还不算，刘亚洲还要借“理论界和学术界”之口，诱导人们往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方向思考：“如果一国两制罩不住台湾的话，我们是否需要更大的思路。”
（四）“心”向台湾的所谓“民主制度”
刘亚洲所心仪的，是台湾西化了的“民主制度”。他曾由衷地赞赏道：“五十年来，国民党认真汲取丢失大陆的教训，励精图治。台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台湾，经济独秀于世界之林。军事赖美国撑腰，也不乏看家的本钱。政治满盘西化。已成为我心腹大患。”
对于导致台独头目陈水扁执政的2000年台湾地区选举，刘亚洲更是顶礼膜拜：“这一次台湾人民应该说是在政治上又创造了奇迹。为什么？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老百姓第一次按自己的意愿一票一票地选出领导人。这个意义，我们应该从正面的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这和我们党将来要走的道路也是一样的，民意呀！”
刘亚洲无度吹捧美、台的“民主制度”，表明其对台战略主张已经发生了价值评判的根本性偏移。
（五）主张中国共产党走台湾的“民主化道路”
刘亚洲自己走上邪路不算，还硬要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两岸危机的真正出路”：“台湾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体制问题。应当把它和大陆政治与国家体制的整个走向联系起来看。国家的统一只有放在政治层面上解决，才是根本大计。”“民主是这个世纪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潮流。这些年来，我对此是颇有心得。将来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一条路：两岸危机的真正出路是大陆的民主化。大陆越民主，台湾问题越好解决。”党的高级干部如此言之凿凿“我们党将来要走的道路”，且“只有一条路”，真是触目惊心！
（六）与台湾反统、反共势力的“心战谋略”有投合之处
前面说过，刘亚洲否定台湾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他认为：“与改革开放的大局相比，台湾问题再大也是个小问题。”
对于这个“改革开放大局”的政治目标，刘亚洲直言不讳：“现在两岸的敌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政治制度不合。可以预见，大陆持续的开放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必会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而越来越与台湾的政体相似。经济上的弥合达到政治的弥合，最终不战而和。其实这一点已可以望见曙光。大陆经济近几年迅速国际化和市场化，并小心翼翼地向私有化推进，这已相当接近台湾的经济模式”。
刘亚洲的这一政治主张，正好投合了台湾反统势力和反共势力对大陆的政治谋略。
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战工作主要包括敌后心战、策反、反间和群运”,其情治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心战谋略工作目标”，“系以‘国统纲领’为最高指导原则，推动大陆民主运动，促成中共‘和平演变’”。其“作法要求”包括“掌握特定对象，实施心战谋略作为”等等。
与刘亚洲的政治期盼相投合，“台独”首恶李登辉也把“民主化”作为解决两岸问题的关键。1994年1月30日，李登辉对时任台湾地区“国安局”副局长胡为真说：“台湾一定要彻底民主化，国民党要向下扎根来服务，才能谈得上维持政权；才能谈得上要回归大陆。”
仅仅过了两个月的4月5日，李登辉在台湾接受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的专访中，其“台独”面目充分暴露，在“谈到两岸统一”时明确表示：“要让台湾民主化，使得统一变得不可能。”
简言之，刘亚洲对台战略的落脚点，是抛弃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投合台湾情治部门以及李登辉们的“心战谋略工作目标”，让大陆复制台湾式的“民主制度”。
显然，这是政治投降！
二、刘亚洲对台战略落脚于政治投降的思想根源
刘亚洲对台战略主张落脚于政治投降，有其思想根源。
（一）抛弃辩证唯物主义，推崇美式的“极致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告诫全党：“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而刘亚洲推崇的思想方法，却是反唯物辩证法的美式“大思维”：“我们需要美军那种大思维。它敢于把问题思考到最深处，思考到极致，甚至思考到绝境。”
刘亚洲秉持美式“大思维”，必然步入思想歧途。比如，2000年3月21日，刘亚洲在北空政治部“整顿检查”大会上，对苏联解体原因“思考到极致”后，干脆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所有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号称是‘人民当家作主’，而对统治者而言，实际成了‘你当家，我作主’。民主靠施舍……升官靠裙带。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只隔一堵薄薄的墙。法律是电线竿，跳不过去，但绕过去很容易。社会主义的权利有三种特性：①权力高度集中；②权力不受监督；③权利不可转移。没有一个共产党是不高举批评和自我批评这面旗帜的，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共产党是可以被批评的。”众所周知，这是对我们党的民主制度的恶毒诬蔑！
（二）背弃马列主义，拥抱西方的“普世价值”
刘亚洲思想片面性的经典表现：对“民主”，只见其利，无视其弊；对“集中”，只见其弊，无视其利。
由此，刘亚洲肆无忌惮地否定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昨天，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取代资本主义是不可阻挡的。今天，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被资本主义取代也是不可阻挡的。苏联社会主义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要失败的命运……这就是规律。”与此相反，刘亚洲则把掩盖美帝本性的表象“思考到极致”：“特别是美国还具有道德和文明方面的优势，特别是道德价值方面。”由于刘亚洲只看到西式“民主”表面的程序公正，而无视西式“民主”被资本操控的社会本质，其对台战略自然要落脚到鼓吹在大陆推行西式的“选票政治”——“现在是个选票出政权的时代。作为一个领导人，只能因势利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因此,大陆内部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稍微有点唯物辩证法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民主与集中各有利弊，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共处同一矛盾体中。二者任何一方强调过头都会带来灾难。而列宁开创的民主集中制，则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制度创新。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列宁开创、中国共产党完善的民主集中制，庄严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刘亚洲丧失理论自信，可以退党。他身为党的高级干部，仍公开宣扬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谬论，这就不仅仅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了。说刘亚洲这是背叛党纲党章的政治蜕变，并不为过。
（三）丢弃我军“三大民主”，机会主义地推崇西式的“等级制度”
本来，西式“民主”一直被刘亚洲奉为社会治理的法宝、社会进步的目标，但在提出他的政治主张时，却又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不但无视我军“三大民主”的光荣传统，还提出了走向另一极端涉及建军原则的建议：“坚定不移地重建我军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武装集团赖以生存的保障，只有等级制才能使军队令行禁止，排山倒海。”
抛弃马列主义的刘亚洲甚至把贯彻西式“等级制”作为评判部队的价值尺度：“一支连士兵见了将军都不敬礼的军队，很难算是支好军队。光是当面有权威是不行的，背后也有权威，背后也要有权威。千里之外也要有权威。”
显然，刘亚洲熟视无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创建的民主制度。毛泽东同志1928年11月25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
刘亚洲尤其视而不见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斗争中创建、在古田会议上定型、在革命战争中不断丰富完善起来以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和士兵委员会制度为标志的新型的民主集中制，视而不见我军的“三大民主”在解放战争中炉火纯青后，开创了人民创造历史举世无双的战争奇观。
刘亚洲主张“重建我军的等级制度”是真心的，因为他曾以鄙夷的口吻指责过：“上海有个副军长竟到大学生的宿舍楼去当清洁工，这无论如何不能看作是对部队建设起积极作用的。”然而，刘亚洲这种“真心”的最终目标还是奔着西式“民主”去的：“中国真正的民主化进程有可能由军队来推动。为了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现在反而不得不更远离它。”也正是秉持西方的这一“普世价值”，刘亚洲曾提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否可在建国40年大庆时更名为中国国防军或中国人民国防军？”这个提议，客观上顺应了公知多年鼓噪我军脱离党领导、去除政治工作进而实现所谓的“军队国家化”的舆论风潮。其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刘亚洲基于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想推出的上述对台战略主张及其政治追求，但传播很广，遗毒至今，必须予以批判、肃清，以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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